随着年报披露季的到来，上市银行2018年成绩单陆续亮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去年多家上市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大幅飙升，有的银行甚至翻倍计提。

对于背后的原因，业内人士认为，一方面，去年监管督导银行充分暴露不良，银行风险意识增强；另一方面，新金融工具准则（简称“IFRS9”）的进一步推广，金融工具的分类标准、计量方式、减值模型发生了本质性变化，从而深层次影响了银行的风险管理和经营策略，“稳健经营”或成为银行今后经营的关键词。

飙升的预备“损失”

IFRS9自2018年1月起实行，其中H股上市银行已率先实施新准则，其他A股上市银行则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上证报统计了已披露资产减值损失变化的20家A股和H股上市银行数据后发现，除了哈尔滨银行计提减少外，大部分银行2018年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规模较2017年大幅增加。

其中，中原银行、江阴银行(6.340, 0.00, 0.00%)和郑州银行(6.010, 0.00, 0.00%)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规模飙升较快。三家银行2018年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分别为68.52亿元、14.40亿元和41.60亿元，较2017年分别增加237.80%、126.70%和112.58%，而三家银行的不良率均在2%以上，分别为2.44% 、2.15%和2.47%。

另外，光大银行(4.100, 0.00, 0.00%)、青岛银行(7.640, 0.00, 0.00%)、重庆农商行、天津银行以及邮储银行2018年的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增幅在50%至75%区间，另有7家银行2018年计提减值的增幅在20%以上。

“加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，反映出银行在风险偏好上更为审慎。同时，IFRS9的执行，也是银行资产减值准备上升的重要助推因素。”中国银行(3.770, 0.00, 0.00%)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熊启跃告诉上证报记者。

这一风控意识的变化，在各家银行披露的年报中均有所体现。以资产减值损失增幅最大的中原银行为例，该行在其年报中解释称，主要是由于执行IFRS9，需计提减值的金融资产范围较上年扩大；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；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，不良贷款核销金额明显增加。

实际上，受2018年不良资产监管口径变化的影响，区域性银行普遍加大了不良贷款的核销力度大。“银行核销也叫‘撇账’，用之前计提的减值准备把不良贷款核销掉，后续为了应对风险会继续加大拨备的计提力度。”某银行业人士表示。

从多家银行计提减值的资产结构来看，信贷类资产是信用减值损失最大的组成部分，这一项目资产在计提方法上受影响最大，多家银行在年报中均有提及。

例如，中原银行2018年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损失60.83亿元，较2017年同期大幅增长397.80%。又如，郑州银行年内计提信贷资产减值损失加大了一倍的力度，该行年内发放贷款及垫款减值损失34.50亿元，同比增幅97.79%。

已转向的风控逻辑

与以往“大幅扩张”的步伐相比，“稳健经营”成为了银行今后经营的关键词。由于IFRS9对银行财报计算的逻辑呈现本质性改变，或将给银行业带来深远的影响。

另一方面，受宏观经济、市场经营环境和各类资产结构变化等因素影响，银行也通过加大计提减值准备，来进一步增强风险抵御的能力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撰文总结称，透过对财务报表和相关监管指标的影响，IFRS9的影响将更深层次地渗透到银行业的经营管理、投资策略、风险管理、资本监管等各方面。

在新会计准则下，在财务报表中直接体现的是，未来资产端的风险将更加透明化。熊启跃表示：“新准则下，部分表外资产将纳入拨备覆盖范围。减值准备的计提逻辑和方法也将发生变化，‘预期信用损失模型’会替代‘已发生损失模型’，那么，未纳入不良的问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幅度会明显上升。”

以建设银行(6.950, 0.00, 0.00%)为例，该行在年报中透露，2018年资产减值损失1509.88亿元，增幅18.55%，其中受表外业务信用减值损失增加影响，该行其他减值损失较2017年增加45.48 亿元。

可预见的是，随着银行风控意识的日趋增强，信贷资产的成本将进一步提高。

“此外，受IFRS9影响，银行发放长期贷款、高风险客户贷款、信用贷款的信用成本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。”熊启跃在谈到银行业务未来变化时表示，IFRS9实施后，银行在发放一笔贷款后，需要计提的拨备会更多。

在披露了2018年报后，银行股中的明星——招行（600036.HK/03968.HK）悄然启动架构调整，提拔一批高管，继续转型之路。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近期招行有望一举到位五位高管，其中两位已公示；另两位于最近向银保监会申报；还有一位国开行高层将空降招行，目前在公示期。这些动向的主要背景，是招行常务副行长李浩等将在最近几年陆续退休，高管班子需要梯队储备。

2019年2月2日，招行公告称，该行董事会审议通过了聘任汪建中、施顺华为招行副行长，以及朱琦、赵驹辞任副行长的议案。目前两位副行长的任职资格还需等待监管批复。3月中旬，该行则拟内部提拔资管部总经理刘辉与上海分行行长李德林，出任行长助理。

3月末，招行内部公示，国家开发银行纪检监察组原组长、党委委员王云桂，出任该行党委委员。

从近年来的市场表现看，招行在银行业中可谓一骑绝尘，在银行业普遍跌破市净率的当下，招行P/B对应2018年股价仍然稳在1.6倍。但是，招行并不满足于此，尤其是其估值还有放缓的趋势，其P/B对应2019年股价继续下降，市场预期在1.4倍左右。

怎样持续提升估值呢？

近年来，招行在努力讲述传统银行转型金融科技的故事，金融科技被招行行长田惠宇称之为“信仰”。除了一系列公开动作外，据财新记者了解，招行正在悄然调整业务结构并重造零售板块。招行高层在该行业绩会上指出，该行“既要关注同业的竞争，又要关注异业的挑战，依靠科技引领。立足长远、把握当下，在长远和当下矛盾的时候，要牺牲当前把握长远。”

I. 等了两年的副行长

两位获提拔的副行长，其任职资格实则已经等了近两年。

汪建中（👆）现56岁，在招行工作27年，主要分管对公条线，在行内口碑不错。他于1991年末加入招行，历任招行长沙分行行长、总行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、佛山分行行长、武汉分行行长、业务总监兼公司金融总部总裁等，2017年4月起，汪建中出任招行党委委员，兼北京分行行长。

施顺华（👆）与汪建中同年，比后者小两个月。他是在34岁左右加入招行，至今在招行工作了23年左右。他历任上海分行行长助理、副行长，苏州分行行长，上海分行行长，2016年到总行，接任汪建中出任公司金融总部总裁，兼战略客户部总经理；2017年4月起，施顺华出任该行党委委员，兼任公司金融总部总裁。

虽然招行于2019年2月初就两人出任副行长而公告，但是两人早在2017年就陆续出任党委委员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当时招行也曾上报两人出任副行长的事项，但监管一直未批复相关任职资格。2018年，银保监会曾就“招行有高管人员在获得任职资格核准前履职”，对该行打包处罚过。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当时主要是监管了解到一些有争议的信息。比如对公业务出身的干部，容易引发一些争议，可能涉及违反八项规定、“吃饭喝酒”之类的情节等。除此，近期光大证券投资海外MPS股权项目出了风险，招行理财投资了28亿元作为优先级；据财新记者了解，该笔业务的投顾和撮合方，是招行上海分行（参见我闻“金融人·事”2019年3月27日“光大证券深陷海外投资泥潭 35亿风险兜底大失血”）。

在2019年2月，按照公告显示，为了提拔汪建中与施顺华，招行当时的两位副行长朱琦、赵驹“因工作需要”辞去副行长之位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均兼任招行子公司高管职务，并不分管行内业务，辞去副行长跟自身工作并不冲突，还可给新任两位副行长“腾位置”。

朱琦来自工行，于2008年加入招行，目前是招行收购的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行政总裁；赵驹曾任外资投行瑞银的中国区联席主席，于2014年末加入招行，目前是招银国际的CEO，主要与招行协同做一些投行业务。

II. 新到位的高管

对招行大部分人而言，原国开行纪委书记王云桂（👆）的到来，稍有意外之感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王云桂是近期被免职之后到任招行，出任的是招行党委委员。

现55岁的王云桂来自工行系统，他生于1963年6月，历任工行总行教育部总经理、党委宣传部部长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、党委组织部部长，于2016年12月出任国开行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。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2019年伊始，王云桂被免职。宋先平以农行纪委书记的身份，调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开行纪检监察组组长。“争取最短时间内把国开行的政治生态摸清搞准”，宋先平表示，要把过去的问题线索重新梳理一遍，发现风险点、找准腐败源、锁定高危人群；在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，扭住不放，一查到底。

目前招行的纪委书记为熊良俊，现56岁，他是监管干部出身，2014年以深圳银监局局长的身份出任招行纪委书记。据招行人士预测，王云桂接任熊良俊的可能性较低。

令招行人有所不舍的是，招行常务副行长李浩（👆）已经满60岁，到了退休之龄。李浩于1997年加入招行，2000年曾任上海分行行长，2007年起出任该行财务负责人，2013年5月起出任常务副行长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李浩分管财务多年，为人专业正直，口碑较好。李浩对于风险十分审慎，路演时也总是谈及风险隐患。

在王云桂空降之前，招行内部认为有可能接任李浩的是该行资管部总经理刘辉。刘辉历任招行计划财务部、风险管理部、资产负债部、资产管理部总经理，此番将被提拔为行长助理。有接近招行高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，刘辉也是分管财务条线出身，相对专业，但还缺地方分行管理经验。

刘辉此番的提拔，将造成招行重要板块——资产管理部，以及未来招行理财子公司负责人的空缺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招行目前还未决定谁来接任，但从行内提拔的可能性较大。在资管新规出台后，招行实则是第一家申报理财子公司的银行，但入选头批的银行理财子公司仍是工、农、中、建四大行。

近几年来，招行把握住了窗口期，表外资产急速扩张，理财业务（不含结构性存款）膨胀至2万亿元，其理财规模及托管规模均居市场第二。据招行高管在业绩会上透露，该行非标资产规模在9000亿元，大部分非标投资期限在3年内可以自然到期。按照资管新规“打补丁”的政策，这些非标资产的处置在政策上存在弹性空间。

除此，招行现上海分行行长李德林也将被提拔为行长助理。李德林约45岁，来自德意志银行，2013年末加入招行，出任招行办公室主任，后出任战略客户部总经理，于2016年出任上海分行行长。

III. 架构继续调整

招行理财业务近年来扩张明显，风险也随之而来。前述招行理财投入光大证券股权风险案，算是一例提示。但总体而言，“前几年靠做同业赚了一些钱，才换来了现在调整发展的空间。”一位接近招行人士如此说。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招行理财投资非标，多为房地产公司业务。招行有高管曾感慨“招行真是个好孩子”，但也觉得这样错过了一些市场机会。此后，招行借理财资金或同业投资，布局了一些房地产战略客户，比如招行和万科的合作等。由此，招行在表外资产的相关收益显著；但随着政策天花板已到，风险也在水落石出之时。从2018年开始，招行调转方向，压缩理财和同业业务，重新布局零售条线，意在打造金融科技的基因。

招行近两年年报披露，该行拿出了2017年税前利润的1%、2018 年营业收入的1%，投入到行内的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基金之中。招行首席信息官陈昆德曾指出，招行做到了“要钱给钱、要平台给平台、要氛围给氛围”，希望通过金融科技提升用户体验。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在2017年，大部分银行内部员工尚未了解到这个创新基金的做法时，全年动用该基金不到1亿元；2018年，据招行高管披露，该创新基金累计已使用超9亿元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投入到了云计算、数据池等方面。同时，他介绍到，投入创新基金的资金规模未来还将再上调。

对此，也有招行内部人士认为，大部分创新基金可能是套着创新的外衣，将自己平时想要做的项目给申请了下来，究竟效果如何，还需观察。

之所以如此重视金融科技，除了股东要求的估值及投资回报之外，以零售业务傲然于行业的招行一直有着零售业务的危机感。正如田惠宇在招行2018年年报中所感慨的，“过去十年，传统金融机构已惘然目睹了金融科技重新定义零售业务的全过程，从支付延伸到存贷款、财富管理，传统银行的资金中介、信息中介职能已受到深刻冲击，信用中介作用亦面临威胁。”

据财新记者了解，基于此，招行正在对零售架构板块进行新的调整，其总体思路是将零售业务总部这一中后台部门，与基础客户部、网络金融部整合，总体目标是做到月活客户2亿。目前招行的月活客户在8000多万。要实现此目标，网络金融部将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，甚至是核心作用。而招行也将成为传统金融机构中，除平安集团之外，发力金融科技的另一家重要机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