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2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，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。今年以来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波动明显，人民银行、国务院金融委多次强化风险提示，稳定市场预期，并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，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。

笔者认为，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当下，我们要居安思危，对金融风险进行全方位“扫描预警”，坚决维护股市、债市、汇市平稳运行。

之所以强调金融风险“预警”，这与金融风险的隐匿性、外溢性有关。

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，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，财政、货币政策“双宽松”，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普遍上涨，股票市场甚至达到创纪录水平。面对这一“开闸泄洪”行为产生的外溢效应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加以应对。近期，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显示其下一步货币政策将往收紧的方向走，有的国家央行已启动加息，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做好应对工作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我国在强化宏观政策应对的同时并没有“大水漫灌”。2020年，我国经济率先实现正增长，促进了周边国家和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复苏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世界经济陷入更大萎缩。

接下来，应珍惜、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成绩，严防外溢效应带来的金融风险，同时全方位“扫描”潜在风险，充分做好预防预警工作。笔者认为，预防预警的核心，是要建设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。

首先，要强化金融监管协同，对“混业经营、分业监管”予以优化调整。2015年股市剧烈波动带给市场的一个警示，是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各自为政。彼时，银行业、证券业、保险业三家监管机构分立，当某一金融产品多层嵌套、同时涉及以上三个领域时，很容易出现“谁也不管”的窘境，“监管空白”由此产生。此后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、补齐监管短板受到高度重视，2017年11月正式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，加强监管协调。接下来，应进一步强化综合监管，从单一的机构监管逐步过渡到功能监管、行为监管，防止出现“监管洼地”。

其次，要健全金融风险的预防预警体系，充分利用信息技术，完善预警机制，做到早发现、早预警、早处置。当务之急是，尽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，有效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。此外，还要对银行体系开展全覆盖的压力测试，根据测试结果，推动高风险中小银行及时补充资本金，应对可能的不良贷款风险。

最后，要建立高效的金融风险处置机制。一方面，要建立并完善市场化、法治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，尤其对于金融风险外溢性不强的高风险机构，尽可能有序退出。以此前出现严重信用风险的包商银行、锦州银行为例，在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合接管和指导下，目前二者的风险处置工作已平稳落地。另一方面，要研究制定重大金融风险应急处置办法，加强金融风险处置的法律保障，尤其是要加强对再贷款资金的使用监督，严格地方政府专项借款等公众资金的使用条件和标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