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原来以为，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，是一种平庸的生活，是一种很可怕的生活。但我现在忽然发现，对很多年轻人来说，一眼望得到头的生活，是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的生活，是一种很奢侈的生活。”

这是“才女作家”蒋方舟在2018年《圆桌派》节目中说的一段话。如今，这段话反复被年轻人提起。

近两年来，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工作生活节奏，尤其对于大学生而言，求学不得不频频转为网课的模式，甚至遭遇封校、隔离，向往的大学校园时光被疫情无情“偷走”。转眼间，毕业季来临，他们不得不拖着行李箱走出校门，走进疫情冲击下的就业市场，寻找一份工作。

“新冠疫情下，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具有明显向体制内卷的特征。”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刘成斌教授在发表的论文《向体制内卷：疫情风险对大学生就业价值观的影响》中指出。这个结论是通过对深圳市368位大学生的问卷分析得出，求稳成了大学生求职颇为看重的指标。

上述研究指出，在新冠疫情风险冲击下，所在地区风险级别越高、隔离经历层级越高的大学生，就业价值观具有越强的稳定性意识。出于风险回避、逃避心理，大学生就业会越来越扎堆于政府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等单位。这不仅不能有效缓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，甚至进一步加剧了大学生就业竞争的“白热化”和向体制内卷的从众化。

对此，研究提出多项建议：国家应增强对中小企业、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；扩大公务员、事业单位的招考规模，增加应届高校毕业生专项岗位的数量；国有企业应切实履行社会责任，扩大录用高校毕业生规模；高校应加强大学生职业选择教育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择业观；大学生自身应树立多维度的竞争意识和多元的自我实现精神。

日前，刘成斌接受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专访时进一步解读，增强就业的安全感，首先还是要拉动经济。中国面临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，这既要保持经济规模的稳定，更要进行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，所以只有经济可持续增长、社会良性稳定运行，每个人才能有安全感。安全感不单是就业的问题，更多是指整个社会的发展情况和人们的心理氛围。

他分析了大学生就业向体制“内卷”、人才流向县域地区的原因，并指出“对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趋势有清醒的认知，是缓解教育焦虑的关键”。以下是刘成斌的讲述——

大学生就业为何向体制“内卷”？

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到体制内就业，实际上是求稳心态，经不起折腾或者更倾向回避风险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用人单位招聘计划冻结、招聘需求萎缩，更有不少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而破产，很多大企业的待遇也不如以前，这反映到求职上就是，大家会害怕去“冒险”。

相对于如中小企业、自主创业等其他就业选择，大学生宁愿通过“慢就业”的方式以达到最终进入“体制内”的目的，这进一步加剧了本就严峻的毕业生就业形势。例如很多人考公务员，“一战”不行就“二战”。

“慢就业”是指部分毕业生不急于就业，一方面是家庭经济条件好，没有那么急迫的经济压力；另一方面，社会转型磨合的过程复杂化，以前是社会整合个体，现在很多人反过来主动选择，人的主体性、个体化的需求彰显。总体来说，以后大学生短期内“不就业”变得更寻常。

另外，人才相对过剩导致就业格局发生变化，随着高等教育扩招，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型转向大众化，高校毕业生不像以前那么抢手了，也不会大多数集中在大城市，部分人毕业了会有缓冲期不会立马就业，这些都是必然的趋势。就算没有疫情，这种现象迟早也会到来。  

过分追捧稳定性和回到体制内的就业观念，对于现代社会的市场化就业体系来说其实是“开倒车”。长期来看，市场化还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向，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，不可能逆市场而动，不可能逆历史而动。如果大家都去追求体制内的工作，都去追求稳定，市场的动力就消失了，那整个社会就没有了动力，靠什么发展？

严格来说，中国现在没有“铁饭碗”，公务员、教师等岗位也不是“铁饭碗”，只是相对稳定，不是从前意义上的那种“铁饭碗”。

人才流向县域地区是必然趋势？

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，也关注到了硕博毕业生回流到小县城体制内就业的现象。很多人说是疫情的原因，其实疫情只是加剧了就业难，加剧了硕士博士毕业生回到县城的流动。就业形势实质上是以人才体系和经济社会转型为大背景的。

从历史的演进来看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，主要靠传统的工业投资模式，以生产资料的投入为主；后来到现代的工业化，讲规模经济。规模化之后会进入生产产品过剩的时代，就需要转型和升级，就是你生产的东西太低级了，需求要提升，很多需求是被刺激出来的。我们原来很不能理解西方国家为什么倒掉牛奶，很简单，因为产品过剩。

整个社会的产业体系转型和升级，它需要什么？需要从头到脚、从中心区域到边缘地区的整体性发展，就是从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，再到小县城，都需要经历早期的规模化再到后来的转型升级，到投入高科技、新技术和高端的人力资本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型经济，当前集中体现于数字经济，这跟早期的资本驱动不一样。

现在有个比较热的社会研究对象叫中产阶级，中产阶级没有土地、企业和生产资料在手上。二战以后，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大规模兴起，他们是出售知识、技术和服务的人群，成为介于资本家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庞大社会阶层和中间力量。

中国也是这样，上世纪90年代，特别是高校扩招之后，中产阶级的规模迅速壮大。最早的中产阶级主要集中于一二线城市，现在，硕士博士活跃到县城，靠知识技术来服务社会和建设社会，体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，这与经济社会从规模化转向升级化的过程是相吻合的。

有个现象值得注意，有些县城的事业单位招聘要求至少研究生学历，我觉得首先要看地方，比如江浙一带很多县城的岗位、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岗位，给出了30-40万的高年薪，这是社会转型自然而然向基层渗透的过程。

但如果基层政府宁愿招不到人也要招高学历的人，这是不太合理的，我也不赞成。本来硕博人才流向县城，向基层渗透，这是好的，是社会发展和进步转型的标志，但反过来县城不能要求必须是研究生才有资格来工作，县城作为主体而提出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。

人才流向基层是一个缓慢的过程，如果变成必要条件，其实是一刀切了。县城事业单位招聘不应只看学历，而是应该以专业技能的水平与能力为依据。国家人社部自2006年以来一直在推进的“三支一扶”计划，就表明农村教育、医疗等领域的人才短缺仍然是一个难题，县城怎么保障人才留得住，牵涉到用人体制、乡村振兴等，是社会系统工程。

如何缓解教育焦虑，增强就业安全感？

中南民族大学王水珍副教授认为，教育焦虑不是简单的群体心理问题，而是根源于社会大环境的转变。

教育焦虑是怎么引起的？高等教育大众化、普及化之后，大学生不再是“天之骄子”，特别是高等教育扩招以来，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不再属于金字塔顶端的精英，也可以理解成“教育贬值”。

但很多人的教育观念还是精英化、拔尖化。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拔尖的，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希望孩子成为精英。这中间有逆差，就像是“贸易逆差”，导致了人们的心理落差。特别是最近两年，出国的大环境有变化，导致出国留学规模锐减，更加剧了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，这种竞争压力传递到中学生家长人群当中，教育焦虑逐渐加剧的现象应当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。

很多人焦虑：我孩子将来上不了好大学就怎么样？很多人“鸡娃”实际上是把自己发展的不如意投射到孩子身上，希望通过孩子来改变家庭命运，很多时候这是不现实的。教育并不是用钱“堆砌”或者“鸡娃”就能做好。也并不是增加教育成本就能成才，很多人即使上了名校，仍然成不了顶尖的人才。

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、科技精英、商业精英更多时候是从社会中磨练出来的，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。普及化教育下，上重点小学、中学确实对上好大学有帮助，但这只是获得初级的高等教育，并不决定这个人能够成为社会精英人才，这是两码事。

“鸡娃”也好，教育焦虑也好，其实是对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清醒的认知。如果对高等教育有清醒的认知，适应社会发展趋势的话，教育焦虑就可以得到缓解。以前在精英教育模式下，可谓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，现在高考的综合录取率已经超过90%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家长们不需要太焦虑。

中产阶级本身的构成也是多元性的。以前培养出来的人才主要留在大城市发展，现在很多人才都到中小县城去了，大学生要“放低身段”。

不光是即将就业的毕业生，在职的很多人可能也没有安全感。增强就业的安全感，首先还是要拉动经济。当经济增长、社会发展形势稳定，每个人才能有安全感。

安全感一定是指整个社会的氛围，不单是就业的问题，它是生存的需要、社会交往的需要，这是社会的基本需求，是全社会性的，是整体性的。

鉴于这两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高校毕业生可以放松心态，不要过于紧张，疫情总体上是阶段性的，中国有信心也有实力进行经济恢复和社会修复。政府当然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务实的改革，对社会发展不利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要加大力度整治，丝毫不手软。该治理的治理，该发展的发展，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大环境好了，自然小环境也就好了。

就业不仅仅是大学生找工作的问题，而是体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节奏和运行状况的一环。我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把经济建设搞好，实事求是抓好、做好各方面，就业的很多问题就会逐步解决。